内容提要：作者以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发掘、田野调查及名家论述作为坚强支撑，阐述了有关巴文化的重要学术命题，理顺了巴文化的传播和传承顺序，作者认为陕南安康属中国古代巴地，巴人是安康的原住民，宗姬巴国建在安康，安康是巴文化的发祥地。质疑了巴文化“三峡中心说”，提出了巴文化“巴山中心说”；质疑了巴文化“清江源头说”、“四川源头说”，肯定了“陕南汉江源头说”。在剖析区域文化类型时提出，必须做本土文化的守望者，提升文化自信心。
关键词：安康  巴人  巴国  巴文化 文化自信

目录
序
一  安康有无古代文明
二  古代安康属巴地
三  安康先民是巴人
四  巴子国在安康
五  巫溪与巴人的盐文化
六  秦楚争霸中的巴子国
七  巴人亡国没亡种
八  巴人经典的文化符号
九  巴子国与“数巴并存”
十  巴文化的源头与中心
十一  巴文化的传播及路径
十二  安康文化的梯级演进和文化守望

（正文）
                          序
笔者在《在鄂西土家族习俗与安康习俗比较中看安康的本原文化》⑴的论文中，提出了“巴文化是安康本原文化”的论点，在此之前写的几篇论文有同样的说法。笔者的观点得到了本土部分学者的响应，但多数学者并不认同，他们坚持认为安康文化是移民文化，自然也是安康的本原文化。学术上的问题需要百家争鸣，疑义相与析，故对“巴文化是安康本原文化”的论点有再次论述的必要，以期在争辩中求得真理。此举不仅可以裨益于地方学术建设，也可为政府旅游部门或商家提供某种文化视点和支撑。
本原即本源，指 根源、根由、根本、根底，哲学意义上的“本原”指世界的来源和存在的根据。安康文化的本原是安康文化的源头活水，文脉延续的凭藉和依据。不弄清安康的文化本原，谈安康的文化定位就有些不切实际。
有下列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一  安康有无古代文明
   
其实这个问题，世界著名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⑵（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已作了回答，他说：“汉水上游是古代世界的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同时也是古老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按李约瑟博士的说法，安康既是古代文明的通道，又是文明的发祥地，因此我觉得“安康是移民文化”论者将安康历史文明的标尺定得很低，他们将上限定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解除“山禁”，并委派都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安康竟“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 ⑶，人口骤增似乎自此安康有了文化。移民输入文化是历史事实，但若以成化年作为文化的发端，那迄今不过五六百年光景，按华夏五千年的时间算，只是这漫长历史的十分之一。安康其余那十分之九的时间哪里去了？若对十分之一的时间浓墨重彩，珍视有加，而对十分之九那部分忽略不计，那对安康公平吗？对安康先民公平吗？
检阅安康古代留下的典籍、地面遗存及地下考古发掘，安康的辉煌何止五六百年！
你难道没有看到数万年前安康的原始先民在打造简单而品类多样的石器是何等的辛劳？你难道没有看到数千年前安康的原始先民在阮家坝烧制细绳纹里黑外红陶钵和细绳纹夹砂灰白陶器工艺是何等的精湛？——人类创世纪时期安康原始先民积极参与过创世纪；
你难道没有看到安康的伏羲山、没有听到伏羲氏在安康的神奇传说？你难道没有看到人类的母亲女娲在平利中皇山“抟土作人”时的慈祥而幸福的面容？——纪元前27世纪之前的神话时期安康有神话；
你难道没有看到伟大的虞舜在汉江中渡台（妫墟） “陶渔河滨”时躬着的背影？你难道不记得是大禹治理了汉水并留下了“禹穴”供后人缅怀？——在纪元前27世纪至纪元前23世纪500年间的传说时代安康有传说；
你难道没有看到牧野之战安康兵在军阵乐舞声中厮杀的雄姿？你难道没有聆听到汉江沙洲那“窈窕淑女”“关关雎鸠”的吟唱？——在纪元前23世纪至纪元前8世纪约1500年的半信史时代安康有史话……。
位居汉水上游的安康，作为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文明史可追溯到七、八千年前。华商报安康讯(记者 毛明博)2012年8月7日报道：安康市日前新公布了全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9处，，其中古遗址208处、古墓葬190处、古建筑119处、石窟寺及石刻100处等。例如汉阴阮家坝、陈家坝、饶家坝，汉滨区柳家河、柏树岭，旬阳李家那，岚皋肖家坝，紫阳县曹家坝、白马石、马家营等，都留下了大量古先民生存的遗留之物和遗址；安康自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在安康设西城县，正式有建制设郡置县至今约2300年。秦统一六国后，划汉水上游为汉中郡，领12县，治所在西城。直到东汉建武六年（30），郡治改迁南郑。安康称“汉”最早，且历时300多年。⑷大汉文明能与安康无关？
安康人缺乏文化自信，难免短视，所以在时光隧道看到了这头看不到那头，看这头是风景“那边”独好，而且“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看那头是两眼茫然，沉沦于历史虚无。其结果就是不知安康先民是什么人？来自何处？加之今安康人多是移民的后代，本非嫡系部队，既是人家的祖先热情自然顿减，寻根之旅也就止于五百年前。更何况安康从古至今似乎都是文化输入。说到本土，对不起，用两句话形容：“巴山没有千年树，汉江难寻百岁龟。”没有精英文化，有的只是庶民文化，似乎秦巴汉水间安康这一块文化土壤瘠贫，生于兹长于兹的皆是芸芸众生。纵冒出几个出类拔萃者，一查就垂头丧气了，原来皆有移民背景。笔者觉得不能采用这种标准判知安康的文化，奥运会的金牌数量固然吸引眼球，但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全民健身水平和生命质量。安康有安康的文化特别之处，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皆不足取。

                 二  古代安康属巴地

问问安康人：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古代究竟属于什么地方？
查阅古代典籍，考量著名学者的论述，安康古代还真格大有来头。
得从一个古代族群——巴人说起。
巴人，古巴族人的简称，是古羌的一支，和蜀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巴人曾经生活过的地域很广大，包括今重庆地区、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贵州北部地区。史前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其代表性古人类是“巫山人”，其代表性文化是“巫山大溪文化” ⑸。
巴文化源于大巴山，巴文化古老山更古老，安康位置在大巴山北麓，川北在大巴山南麓，安康和川北属于巴地，如同钓鱼岛属于中国一样无须论证，毫无疑义。
学界有一种说法，巴人之“巴”原于巴人喜欢居住的地方——山间坝子“坝”的读音。巴人谓山间平地为“坝”。凡是巴人生活的区域内，便含有许多“坝”字的地名。安康各县区叫“坝”的地名就非常多，如汉滨的东坝、西坝、谭坝、晏坝、田坝、李家坝等，汉阴的长坝、中坝、南坝、军坝、沙坝、杨家坝等等。汉滨还有叫坝河的地方，实际就是巴河。大巴山的“巴”更是货真价实，为一种文化烙上了印记。
古代巴地有不少神话传说。安康民间流传的“伏羲山”、“女娲山”、“比翼齐飞”、“巴蛇吞象”、“巴蛮子”等神话和传说故事，都与巴人有关，应当属于巴地的传说。
安康市境内出土的巴人代表性文物有：三皇时期的陶塑巴蛇，五帝时期的夹沙红陶人面塑像，夏代巴式玉斧，商代蛇巴濮人人面纹青铜钺，虎纹空首青铜钺，西周时期青铜矛以及《史密簋》⑹铭文“卢、虎会”，春秋时期双鸟纹青铜釜，战国时期巴人文字铭文青铜戈，战国时期的虎钮錞于、虎纹戈、虎形提梁等确证了文献记载的“虎之首帅在西城”。錞于，它是古代巴人的典型乐器，而安康出土的西周时期巴国錞于，钮为虎头，是稀世之宝。巴人的典型武器是“巴式短剑”，长约五六十厘米，虽然川渝湘鄂出土有巴式剑，但与安康出土的巴式剑比起来相对档次较低，安康有一巴式剑柄镶有红宝石和玉，而其它剑无。巴人代表性文物现于安康，安康能不属于巴地，岂非咄咄怪事！
早在3300年前殷墟甲骨文有三片“伐巴方”的记载，有一片“巴甸”的记载。黄家玉先生分析指出：《尚书•禹贡》载五服“甸侯绥要荒”各五百里，“巴甸”表明“巴方”为殷商“甸服”，是与殷商首都河南安阳距离不远的一服，当为汉水流域，从巴山北缘出土殷商时期虎纹钺的镇坪到汉北华山的彭戏氏为虎巴彭国活动地域，其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聚邑遗址在汉滨王家坝；而清江则位于边远的“荒服”之列。”⑺著名古史学者顾颉刚⑻先生等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巴方”置于汉水流域上游，包括安康地和汉中地。
顾先生的论断是有根据的，上溯五千年前，巴人就在巴山立国了。《山海经•海内经》⑼云：“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路史•后纪•太昊伏羲氏》⑽记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也就是说，安康古代属巴地，巴地的最高领导人是后照。后照的位置是谁给的？是伏羲。伏羲何许人也？综合关于伏羲的诸多史料和传说，大体知道：伏羲是中华龙的第一传人，是三皇五帝之首。他推动了原始畜牧业的发展，他和女娲“别姓氏，制娶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他创造了先天八卦，是我国易学的鼻祖。有学者通过《左传•僖公廿一年》、《路史》、《氏族略考》、《古今姓氏书辨正》、《姓源》、风俗通》、《姓源》、《元和姓纂》等典籍的综合研究，认为伏羲分封并建立了许多氏族方国，还赐其姓氏。例如韦隰氏、京包氏、阴康氏等，其它封国有伏、宓、后、石、视、须、酉、酒、蹇、于、东方等，皆由伏羲为其命以国号，并以国号为姓氏。⑿伏羲分封的巴国当为其一。
伏羲、女娲既然是巴人的老祖宗，那么他们留下遗迹的地方一定属于巴地。罗泌《路史•女皇氏》云：“包娲乃立号曰女皇氏，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谓女娲山也。”书注：“山在金州之平利，上有女娲庙，与伏羲山接，庙起伏羲山在西城，女娲山在平利”。《元丰九域志》⒀：“金州古迹：西城本妫墟之地，伏羲山，女娲山。”妫墟为五帝虞之都城，即今安康。《华阳国志•汉中志》⒁：“晋梁州⒂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即指伏羲八卦作道女娲抟土作人。梁州，也即安康及周边地区。《录异记》⒃：“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宋代学者罗泌《路史》载：“女娲立，治于中皇山，山在金州之平利，与伏羲山接，伏羲山在西城。”汉滨区境内有伏羲山，平利县境内有女娲山，山的命名就有纪念先祖的意思，伏羲、女娲或许没有亲临，但他们的部族迁居安康就大有可能，若全无瓜葛，我想我们的先民不会傻到把这个美誉白白送给与安康无关的两位外地人，除非我们的老祖宗脑子灌了水。以伏羲命名的山全国仅有三处，安康记载最早，见于唐初；以女娲命名的山全国大致在12个，而受皇帝禅封（唐武则天仪凤二年）的唯平利女娲山。伏羲、女娲两座山相距不远，史书上说他们是兄妹又是夫妻，这小俩口的部族在安康繁衍生息，成为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蛇巴”，以蛇为图腾。伏羲是中国的文化象征符号，与神农炎帝的农耕符号、黄帝的政治符号、女娲的人类符号、蚩尤的战神符号并称中国五大文明符号。五大文明符号安康有两大文明符号的存在，值不值得骄傲！
如上所述，伏羲、女娲与安康的关联度很高。中国惟一的伏羲山就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东南郊，汉水之南的大巴山北坡，位于汉滨区、平利县、旬阳县的三县交界处。一位本地学者说：“巴山北坡安康市汉滨区和平利县及旬阳县巴河（或谓汝河、坝河）流域有伏羲山、女娲山、汝皇山遗址，伏羲山有太皞包、羲皇洞、羲皇城、咸巴祠、厘民沟、照毕山，与古典一一吻合。”平利、安康交界处的关垭子有华胥庙。《春秋世谱》⒄中写道:“华胥氏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路史》“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华胥是伏羲、女娲的母亲，称为华胥氏。相传华胥踩雷神脚印，有感而受孕，生伏羲。在中国陕西一个叫华胥（今陕西蓝田）的地方。古往今来，上百种中华典籍中均记载着一个叫华胥氏的氏族女首领及其儿女伏羲、女娲的故事。全安康地区有数十乃至数以百计的地名与伏羲、女娲、华胥、虞舜、巴之类的关键词有联系，不排除其中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即使真实性大打折扣，那些有几分真实性的地名传说也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伏羲和女娲由兄妹而成夫妻，且比翼双飞落脚安康，大概是不放心他们的孙子后照，所以由甘肃成纪（天水）赶来安康地悉心关照。事情发展脉络大概是：夏朝(距今4100～3600年)之前的伏羲时代，安康就已是氏族方国“巴”的领地，伏羲是“巴”的先祖，后照是“巴”的“开国领袖”，——当然此说不太准确，因为当时还没有“国”的概念，而且连“诸侯”、“方国”也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块属于某个部落或氏族的栖息地。
还有诸多说法可以支持安康是古代巴地的论点——
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其中《华阳国志•巴志》载：“《洛书》⒅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⒆，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此是说我国最早的九州，系在远古原始初民时代的人皇时期。华阳之壤是指华山之南(南称阳)即今秦岭南坡至四川及云南的部分地区，岷在今四川，即蜀(先前的蜀在陕南，然后迁入川)，梁指今陕南，即为当时的巴地。这说明，远古时期陕南包括今安康就属巴地。
童书业⒇《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古巴国辨》中认为，汉水“川山之间皆为巴族的根据地，似可假定”。
据《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何光岳《南蛮源流史》、《路史•国名纪甲》等典籍作综合分析，可以确认在夏代之前汉水流域属于“巴”的地域范围。
此后中国的历史进入奴隶社会（前21世纪——前476年），有夏、商、周三朝，后照开创的“巴”升格了，成了方国。
夏朝时(距今4100～3600年) 巴立国号“巴方”。即是说，至夏禹时期巴国加入夏王朝，成为夏王朝的诸侯之一。《左传•哀公七年》（21）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南，丹阳居属也。”《竹书纪年》(22)也记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入巴涖讼。”依引文意，巴为地名，孟涂为神名，“听其狱讼，为之神主”。据此，孟涂当是长江三峡丹阳一带土著部落所信奉的专司诉讼之神。
商朝时(前16世纪初～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 夏末商初，巴作为夏的一部分，参与了夏与殷的斗争，起码在夏灭亡的时候，巴并没有成为商的同盟。《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厥咎，乃降于巫山。”巫山，即巴国所在，巴国收留了夏亡国后的遗民。
在商代，巴没有完全臣服加入殷政权，反而和殷发生过战争。出土的甲骨文有五片关于“巴方”（方国）的记载，其中一片七字完整记载了“武丁妇好伐巴方”事件。武丁（前1250——前1192）是殷商中期的中兴君王，妇好是武丁的爱妾兼大将。 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记载，公元前13世纪的殷武丁时期，陕南的巴人东迁至今河南雎县东部建立巴方国。武丁其妻妇好率军攻巴方。《殷墟文字乙编》(23)记载：甲骨卜辞(24)有“辛未卜争贞（‘争’是管贞卜的人的名字）：妇好其比伐巴方，王自东探伐，戎（陷）于妇好立（位）”。意思是：让妇好和某某一起去征伐巴方，而王则亲自从东方深入进击巴方，敌人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吗?这20个字所包含的意思相当丰富，而且表达得颇为清楚。当时巴方国力不济，被迫迁往今山西永济一带。妇好穷追不舍，巴方退避三舍，继续西迁至今陕西渭南市东北30里的巴邑镇一带，并投靠岐周。此后，巴方南迁至汉水中游，在今陕西南部安康、汉阴一带，也可算是“打回老家去”。战败了的巴方又辗转回到陕南，因为那是他们的故土。
 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西周（前11世纪中～前771年)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巴子，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安康属于巴国辖地。
杜佑《通典》“梁州”条云：“当夏、殷之间的蛮夷之国，所谓巴、髳、彭、濮之人也。”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卢）、獽、夷、蜒之蛮”。可见汉水流域的巴国历史之悠久、国力之强盛。西周时分封的1800多个小国，在不断兼并的大鱼吃小鱼中，到春秋后只剩七国之外还另有一个巴国存在。由于巴是不断迁徙的族群，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疆域一直处在剧烈的变动中。春秋之世，巴国活动的中心地区在汉水流域中上游，与楚国是近邻，后来逐渐向西南迁移。正因为巴楚两国接壤，故相互争夺十分激烈，《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楚数相攻伐”，便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巴国开始的力量还可与楚抗衡，公元前789年巴人攻伐楚国的那处（在今荆门那口）；翌年败楚师于津（在今江陵县境）；公元前377年，巴、蜀伐楚取兹方（今松滋县），这说明巴的势力范围曾经达到江汉平原一带。 这一段历史与安康的巴方大有关系，他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脚色。
    安康发现的画像砖及许多器物，上绘虎形，皆精瘦修长，与栖息于陕南的金钱豹有些相似，安康的文物工作者命名为“西城虎”。四川川西三星堆和川东三峡出土的器物上有不少虎形，或谓之“巴山虎”，是古代四川巴人的图腾，亦皆精瘦修长。“西城虎”和“巴山虎”如此相像竟毫无二致，这足以说明，陕南汉江中上游曾是古代巴人的方国。
巴国的范围有种说法：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此说不太准确。远古时期的巴族根据地以及西周初武王分封的“巴子国”确切地说在今安康地区范围内，或许还包括汉中或川北的小部分地区也未可知。

                  三  安康先民是巴人

巴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有巴蜀之巴、巴渝之巴、巴庸之巴、鄂西北之巴、鄂西南之巴、陕南之巴，有板楯蛮、廪君蛮、濮人、獠（或僚）人等等。居住在陕南的巴人是巴人历史最古老的族群，由蛇巴、虎巴、凤巴组成，谓之“三巴”。
所谓巴人，其实是由多支不同族属、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来源的族群所组成的亚民族集团，例如板楯蛮与廪君蛮的先民，前者分布在四川东北部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北至汉中；后者发源于湖北西北部竹山，它们都居住在称为“巴”的界域内，所以他们也都是巴人，但不是安康的原住民。
      中国民族史学家、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潘光旦(25)
定论为：巴人首先从甘肃成县顺汉江而下，先在汉江上游（丹江口以上）地区生存，巴人与当地人相融合，因伏羲氏强悍，成为统领，形成“汉水之巴族”，并且形成了“爱国、勇武、质朴、尚义、刚烈、激情、包容、开放”的人文精神。
我国著名巴史专家、重庆博物馆主任董其祥在《巴史新考》(26)中云：“伏羲族的活动地域原在汉水上游陇东、陕南之地，这一代是古代巴人活动的地盘。”他又说： “巴人以龙蛇为图腾的一支居住于汉水流域叫‘伏羲族’，以白虎为图腾的一支居住在夔巫地区叫做‘廪君族’，是组成巴族的两大部族。”夔巫，即今日三峡地带。廪君族，也称廪君夷，因崇拜白虎，故又称之白虎夷。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董珞在《巴人始祖、方国考辨》(27)认为： “商代，巴人有巴方和虎方两个方国，巴方在陕南，虎方在鄂北，后者是从前者分衍出来的。”湖北大学刘先枚教授《虎方考—兼论巴周、巴楚关系》的结论：“虎方即巴方，虎方的地理位置主要是在长江南岸清江流域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一带。”刘先枚先生考证说：“虎方为南国之南民族，即春秋时期的巴人，因以虎为图腾，故名虎方，《尚书•牧誓》借为‘彭人’，后代称土家族。”董刘二位意见相左，我觉得董教授的说法比较在理，虎方是巴人，但不是巴方。
陕西历史学家杨东晨在《陕西古代史》(28)一书中肯定地说：“巴族大部分唐虞时由汉中北迁时，部分仍留居在安康一带（时称鱼邑）。巴子国封立，安康巴人归之。                       
 杨东晨先生1995年1月在《汉中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研究报告《论夏商周三代陕南的族国及其文化》一文说，西周的巴子国就设在今汉阴县地。今汉阴县上七镇的城墙岭，旧县志说它“其岭颇扼形胜，昔筑有城，今城基犹存”，很可能是巴子国城垣。民国在秦岭南麓的汉阴县双河口镇斑竹村毽子沟发现的悬棺，现在在汉阴南区巴山、汉江及月河流域岩壁仍可见大量悬棺和岩穴葬遗迹，省考古所1986年在临近汉阴县漩涡镇的紫阳县白马石（该处古时属汉阴辖地）所发现的战国时期巴人墓和随葬品虎纹戈、柳叶剑，也都说明巴人在汉阴及陕南大地上确实长期生活过。
现居汉阴巴山的老住民，多系巴人一个分支，有卢(或作罗)、朴(或作胡)、沓(或作昝)、鄂、杜(或作度)、龚、夕等七姓，除一部分被汉族人同化外，多数仍保留着自己的氏族文化。(29)他们应当是安康古代巴族的遗存。
西晋咸宁年间，迁清江、川峡巴人的一支后来又回迁到了大巴山。安康江南山区是大巴山北坡的一部分，自然是巴人回迁的范围。也有史料记载，当时地方官吏称回迁的巴人为流民。《汉阴县志》(30)说，晋太康元年（280）为安置巴山一带流民，稳定社会秩序，取“年丰岁乐，平安康泰”之意，将安阳县改称安康县，佐证了部分巴人回流的事实。这同时也表明，“安康”域名的来由，与巴人密切相关。
安康巴人不仅仅是“宗姬之巴”，还包括一些依附的族群——
庸国首见《尚书•牧誓》(31)，即《辞海》里所说的公元前11世纪“随同周武王灭商”的庸国，而它在历史舞台上谢幕是在周匡王二年（前611），被楚庄王所灭，其间不到500年。庸国人也属巴人。
商周时期，安康成为庸国的封地，史称上庸，为“群夷之国”。古庸国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一带），曾经盛极一时，当时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周宗姬封侯国还大。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在春秋早期就被称为“镛人”，又因为善于建造城池攻守之道，被称为“墉人”。据王国维(32)对庸史的研究和《通志•氏族略》(33)及蒙文通(34)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汉水支流堵河流域的上庸，在尧时是尧帝长子丹朱的封地，古史记载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亲帝尧战于丹水之滨。古史还有评论说：“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商朝末年，庸从周武王伐纣，《尚书》上记载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建周后庸和巴一起被封为子国（当时庸都故地在今湖北竹山县一带），巴庸一时成为周王室控监南方的重要力量和藩屏，这前后就是史称“数巴并立”的时代。庸都城方城筑在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至今仍屹立不倒，显示了庸人筑城的高超技巧。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屈原《离骚》开篇两句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的确是高阳苗裔，庸国嫡嗣。他所降生的秭归，可能是庸国南疆。《太平环宇记》(35)
、《舆地纪胜》(36)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庸人”自古居住在堵河沿岸，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由此说明庸人与女娲蛇巴族群的关系，庸人生活在巴地，应当属于巴人的一个重要族群，正因为如此，才有幸作为巴人一个部分奉诏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
居住在安康境内的賨人也是巴人。賨人是一个古老民族，《华阳国志》所载古代巴地八族之一，诸书又称“白虎夷”或“板楯蛮”，是古代巴人重要组成部分。邓少琴(37)先生《巴史新探》说：板楯即木盾，是一种武器，又称彭排或彭旁，使用这种武器的民族，遂被称为板楯蛮或彭人。到汉以后，因口（指人口）出賨钱四十，始有賨人之称，故板楯賨人即彭人。而所居之地，多有以彭为之水名、地名。邓先生还举例说：自今川东北城口县北至陕南紫阳县注入汉水的任河，就是《水经•沔水注》(38)之彭溪。《水经注》云：“汉水又东迳直城南，历汉阳潕口而届于彭溪龙灶矣。”此外，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牧誓八国》(39)
中还提出一个鄂西北的彭，在今湖北房县、谷城县，把上述邓老观点应用到这里，则这个彭地无疑也是板楯賨人所居。是知在紫阳入汉之彭溪与在谷城入汉之彭水，即今汉水中游一地都是彭人所据，这说明巴人的居住地以安康为中心，已扩展到汉中东部、四川北部以及鄂西北的广大区域。
公元6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卷27中记载：“汉水又东迳晋昌郡之宁都县(40)南，县治松溪口。又东迳魏兴郡广城县(41)县治王谷（今紫阳任何）。谷道南出巴獠有盐井，食之令人癭疾。汉水又东迳鱼脯谷口旧西城、广城二县，指此谷而分界也。”
鱼脯谷口即今安康市紫阳县境内任何入汉江的谷口，任何流域当是巴人根据地。其中“谷道南出巴獠有盐井”这句话值得研究。“巴獠”一词常见于典籍，如《十六国春秋别本》（42）：“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二万，以应巴獠。”《晋书》（43）：“（张育等）与巴獠相应，以叛于（苻）坚。”《资治通鉴》（44）：“梁州刺史杨亮帅巴獠万余拒之，战于青谷。”“巴獠”有两解：一指巴地的獠人，说明獠人是巴地的少数民族；另一解，巴人和獠人，这里的“獠”可能指蜀地的少数民族。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奴”应即卢，是一个单独的族类，最早见于《尚书•牧誓》，卢跟随武王伐纣，为西土八国之一。1986年安康市汉滨区王家坝西周遗址出土的史密簋，簋底铸铭文93个字，反映的是西周中期后段的一段历史。内容是说在周王命令史密、师俗两员将领东征，分兵合击南夷集团的两个方国卢方与虎方。战争的原因是卢、虎联合杞夷、舟夷进行阅兵并侵略周朝东土。周王于是派师俗、史密平定夷邦，取得一定胜利。周王论功行赏，并铸青铜器“簋”，在“簋”底铸上铭文，记载师俗和史密的功劳，以扬名后世。銘文断读如次：
惟十又二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莱伯、夷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这里的“卢方”与跟随武王伐纣的西土八国的“卢”大概没什么关系，史密簋簋底93个字的铭文倒说明汉南巴人的军事实力不可小觑，与周王室的关系之密切也非同一般。
《括地志》（45）载：“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房陵为今湖北房县。这应是春秋早期楚灭卢后，卢之一部迁于鄂西山地的居所。以后，鄂西这支卢人又辗转西迁于渠江流域，居今渠县境内。《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下记有“卢城”，实即这支卢人入川东以后的定居之地。　　
关于卢人的族源，据史籍可以考定，来源于今山西境内，为舜后。《国语•周语中》（46）记载富辰谏周襄王曰：“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姞，郐由叔坛，聃由郑姬，息由陈妫，邓由楚曼，罗由季姬，卢由荆妫。”韦昭注云：“卢，妫姓之国。荆妫，卢女，为荆夫人。荆，楚也。” 卢为妫姓，而妫姓出自帝舜。《史记•陈杞世家》（47）记载：舜“居于妫汭（guīruì），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姚姓，有虞氏，史称虞帝。舜是出生于姚墟，是妫墟，还是诸冯，学术界还无定论。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之地也决不只限于一处，既有山东荷泽市之说，也有山西永济县之说，还有陕西汉江之滨说。卢因为是舜的后代，随舜由山西迁居安康有极大的可能性。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魏文帝改为魏兴郡，治故西城县之故城也。氐略汉川，梁州移治于此。城内有舜祠、汉高帝庙，置民九户，岁时奉祠焉。”有史料记载，早在清代中期，这里曾有“土人耕田得琉璃脊兽、甬道、剥落残碣依稀，记有‘虞舜陶渔河滨处’七字”，这通石碑现还存放在安康江北中学内。“汉水又东历姚方，盖舜后枝居是处，故地留姚称也。” “舜后枝居”的说法比较靠谱，在安康“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只可能是舜的部族，舜和他的娥皇、女英来安康定居不大可能。不过考量其中的联系，我们可以断定，安康有卢人，它们的方国或者叫“卢方”，属于巴人的族群。

                   四  巴子国在安康

安康的巴人是伏羲、后照一系。《山海经》所说巴国不一定是巴国的统治者姬姓王族，而应是巴的一个部族。巴人族群很多，姬姓巴国只有一个。《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这指的是巴地八族。显然，周文王时代的汉南四十国中的“西土八国”已与之结盟，故能为其所用。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全书共约11万字。
牧誓八国，是指追随周武王伐纣的八大诸侯盟国，或曰方国。方国或方国部落是指中国夏商之际时的诸侯部落与国家。牧誓八国分别是庸国、蜀国、羌国、髳国、微国、卢国、彭国、濮国。记述武王伐纣的《尚书•牧誓》中明确描述了周武王对这八个国家的参战誓词，因此得名牧誓八国，又因这八国都位于商王朝统治中心的西部而得名西土八国。
南宋经学家蔡沈（48）注《牧誓》：“庸、濮在江汉之南；羌在西蜀；茅、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说来道去，一言以蔽之：不离秦岭、巴山，不离汉水、嘉陵江（在巴山南北，又称南北二汉水）。
以下为《尚书•牧誓》的原文：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纣战于牧野，作《牧誓》。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译文如下：
在甲子日黎明时分，周武王率领军队来到商国都城郊外的牧野，在那里举行盛大的誓师。武王左手持黄色的大斧，右手拿着系有牦牛尾巴的白色旗帜指挥全军。他说：“多么遥远啊，我们这些从西方来伐纣的人!”武王说：“哦! 我们友邦的国君们和执事的大臣们，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们，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国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竖立起你们的长矛，我要发布誓词。”
武王说：“古人说：‘母鸡是没有在清晨报晓的；若母鸡报晓，说明这户人家就要要衰落了。”现在商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轻蔑废弃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却对从四方逃亡来的罪恶多端的人，推崇尊敬，又是信任任用，以他们为大夫、卿士。这些人施残暴于百姓，违法作乱于商邑，使他们残害百姓。现在，我姬发奉天命进行惩讨。今天的决战，我们进攻的阵列的前后距离，不得超过六步、七步，要保持整齐，不得拖拉。将士们，奋勇向前啊！在交战中几次不超过四、五回合，六、七回合，就要停下来整顿阵容。奋勇向前啊，将士们！希望你们个个儿威武雄壮，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前进吧，向商都的郊外。在战斗中，不要攻击制服从敌方奔来投降的人，要用他们为我们自己服役。奋勇前进啊，将士们！你们如果不奋力向前，你们自身就会被杀。
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姬发在姜子牙辅佐下率领大军向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进发，开始了结束历时600年殷商皇权统治的“牧野之战”。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当时，有一支打着“巴”字旗号的地方部队，从安康出发，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往河南，参与武王伐纣的最后决战。
当时的安康兵骁勇善战，而且是通过演奏包括敲击虎钮錞于（1974年安康五里镇秦汉遗址曾有出土）在内的军阵乐舞以压倒敌人的气焰。面对十几万殷商军队安康兵无所畏惧，可吓坏了商纣王的部队，不战而溃，掉头就跑。史学家因此浓墨重彩地记下一笔：“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戈后舞也。”《尚书》是先秦最重要的儒家典籍，列为五经之首，可见武王伐纣请巴人参战是西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安康兵有出色的表现，著名的东晋史学家常璩将此事记入他所撰写的地方史书《华阳国志•巴志》。万没有想到古代的安康人还如此露脸！
巴与周为同宗之后，关系甚密，居地相邻，在殷末参预以周为首的反殷集团，成为“殷之叛国”，并协同武王伐纣，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所以周初也才能够被武王举亲而封于巴。
怎么能肯定当时参战的巴人就居住在今安康一带呢？当然有根据。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远道调兵根本不可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同时参与其役的是羌、蜀、微、庸、髳、卢、濮、彭八个方国。羌位于甘肃东南部；蜀应指早期的蜀，在陕西汉中，而不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伐蜀那个被秦灭亡的蜀；微位于渭水中游南岸，今陕西眉县境内；髳位于四川巴县一带；卢有两说，一说在甘肃东部的泾河上游今茹水河一带，一说大约在今汉滨区，据史密簋铭文考证后一说可能性大；濮有两说，一在川东鄂西湘北交界处，一在今陕西蒲城；彭与卢国毗邻，应当在今安康市紫阳县任何流域及古称彭水的地方，后受封于汉水流域的南阳一带。（49）当时的主要参战方国是位于周的都城今陕西关中西部歧山县相去不远的陕南地区、关中地区及与战争发生地不远的川西、鄂西、豫南地区，以方便周人发号施令、调兵遣将和运输粮草。
战争胜利后要大封天下，立了赫赫战功的巴人进封为子爵，四等爵位，史称“巴子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身为臣子就有向朝廷进贡的义务。《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其地东至鱼复(今四川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四川黔江及贵州道真、务川等)。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灵鬼、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
引文中“以其宗姬封于巴”，《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 •巴志》校注者认为：“按常氏原意，谓因有宗姬在巴，而予巴以子爵。非谓封宗姬于巴。于，在也。巴既助伐纣有功，则何能更封宗姬夺其君位哉？”此说值得采信。
这里要说明的是，周武王分封的巴子国最初国土面积是很小的，当时的规定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礼记•王制》（50）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史密簋》载“姬周”即“巴子爵”受虎巴首领史密统率“东征”而为周康王平叛，周康王，中国周代第三代王。姬姓,名钊,周成王之子。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康王在位时间定为前1020年至前996年。说明立国不久巴子国就奉命东征，《史密簋》在安康汉滨王家坝发现，所以黄家玉先生认为“虎巴”在“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聚邑遗址在汉滨王家坝”。
春秋时期，巴国竭力扩张势力范围，东渡汉水，与邓国相争，又同楚国缔结军事联盟，扫荡江汉小国，北进中原。《华阳国志•巴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的说法是巴子国立国后在若干世纪里扩张领土的最终结果，而武王分封时巴子国所辖土地大约也只限于陕南一隅。
黄家玉先生《巴国史略》（网页“古城家园”）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周武王封其宗族姬姓为‘巴子爵’监视汉水巴人‘牧誓八国’者，其始封地在今汉南平利县和汉滨区吉河流域。《史密簋》载‘姬周’即‘巴子爵’受虎巴首领史密统率‘东征’而为周康王平叛，‘巴子爵’于公元前477年与楚争夺庸国故地被楚击败而裹挟一批汉水老牌巴人南迁重庆立国(重庆发现最早的巴王墓葬距今2400年即为确证)，而老牌巴人主力仍在汉水中上游为汉水巴国。”
陕西历史学家杨东晨在《陕西古代史》一书中说：“巴子国封立，安康巴人归之。故安康以东地周代属巴子国”、“巴国在今陕西汉阴至安康一带”、“巴的东南是楚国”、“巴国位于麇国之西”。史学家何光岳在《南蛮源流史》（51）中也明确地说：此时巴子国都城已迁汉阴一带。

注释：
⑴戴承元、蔡晓林主编《壬辰文存》第七辑，香港，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⑵李约瑟博士：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是国际上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四大中心之一。创办人李约瑟先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的生物化学家。
⑶《明史.原杰传》
⑷《安康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⑸大溪文化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首次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重要遗迹，长江流域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著名的原始社会古文化遗址之一。年代约为公元前4400-3300年。2011年08月30日 16:05:44   来源：巫山新闻网。
⑹1986年陕西安康县王家坝出土。残高13、口径20.5厘米。残破，弇口鼓腹，兽首双耳已残失，圈足亦残缺。口沿饰云雷纹填地的窃曲纹，腹饰瓦纹。【銘文】隹（唯）十又一月，王令（命）師俗、史密曰：“東征。”敆南尸（夷）膚虎會杞尸（夷）、舟尸（夷）雚不折，廣伐東或（國）齊（師）、族土、述（遂）人，乃執啚（鄙）寡亞。師俗（率）齊（師）、述（遂）人左，□伐長必，史密右，（率）族人、釐白（萊伯）、僰，周伐長必，隻（獲）百人，（敢揚）天子休，用乍（作朕）文考乙白（伯尊簋），子子孫孫（其）永寶。
⑺黄家玉《巴国史略•附文——巴史学术争鸣答辩提纲》，百度网页，2008-9-8。
⑻顾颉刚：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893年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1980年病逝于上海，享年87岁。
⑼《山海经》：引自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⑽《路史》，罗泌著。
⑿转引自kgll220031的博客《伏羲后裔姓氏考》。
⒀《元丰九域志》，宋•王存主编，曾肇、李德刍修撰。
⒁《华阳国志》，引自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⒂梁州：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华指华山，华阳为华山之南。黑水说法不一，此处应为汉江。
⒃《录异记》，杜光庭纂《录异记》10卷。
⒄《春秋世谱》：引自梁玉绳《汉书人表考》。
⒅洛书：古称龟书，传说有神龟出于洛水，其甲壳上有此图象，结构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阳数，四隅黑点为阴数。
⒆九州：中国的别称之一。古代中国人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区域，即所谓的“九州”。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分别是：徐州、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禹贡》是战国后期学者所作。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统一后的中国的规划，是一种政治理想。
⒇童书业：教授。安徽芜湖人。曾任《禹贡》编辑，光华大学教授，上海博物馆历史部、总务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九三学社社员。1961年开始作《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
（21）《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的编年史。《左传》既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
(22)《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亦称《汲冢纪年》，是一部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盗墓者不准(Fǒu Biāo)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由于它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所以能够避过秦始皇挟书令导致的焚书运动。它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科学发掘的殷墟甲骨，著录於《殷墟文字甲编》(1948)、《殷墟文字乙编》(1949、1956)。
(24)甲骨卜辞：指中国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的文字。19世纪末年以来，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先后出土了十余万片刻有文字的占卜甲骨，绝大部分是商朝后期（约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王室的遗物。
(25) 潘光旦（1899—1967）：江苏省宝山县人（今属上海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外，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
(26) 《巴史新考》,董其祥著，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27) 《巴人始祖、方国考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28)《陕西古代史》，杨东晨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9)李家成《揭开古代巴子国面纱》，百度网页，2012.4。
(30) 《汉阴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31)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内容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发布的政令。
(32) 王国维：汉族，浙江海宁人。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33)《通志•氏族略》：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34)蒙文通（1894--1968）：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造诣很深，成就甚高。
(35) 《太平寰宇记》： 宋太宗赵炅时地理总志。乐史撰，二百卷，是继《元和郡县志》后又一部现存较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
(36)《舆地纪胜》：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王象之编纂，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200卷。后人以其详赡分明，体例谨严，考证极其核洽，誉为南宋全国性总志中最善者。
(37)邓少琴：（1897—1990），重庆市江津人，历史学家，重庆文博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治学注重实践，实地考察并撰写了历史学科重要课题的近100万字的调查报告，在考古界产生很大影响。他在考古、民族史、地方史研究中成绩丰硕，主要著作有《巴蜀史迹探索》、《巴蜀史稿》等。
(38)《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长沙，岳麓书社，1995。
(39) 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北京，中华书局，1963。
(40) 宁都县, 东晋永和三年（347）设，治紫阳境内白马石。
(41) 广城县,南北朝刘宋时（约420）设，隶于魏兴郡。
（42）《十六国春秋别本》16卷，北魏•崔鸿撰。
（43）《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21人。今存130卷。
（44）《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45）《括地志》：是中国唐朝时的一部大型地理著作，由唐初魏王李泰主编。全书正文550卷、序略5卷。全书按贞观十道排比358州，再以州为单位，分述辖境各县的沿革、地望、得名、山川、城池、古迹、神话传说、重大历史事件等。征引广博，保存了许多六朝地理书中的珍贵资料。
（46）《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47）《史记》：是由司马迁和司马谈共同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书之首，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五十二万余字，记载了中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大约四年长达3000余年间的历史。《史记》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8）蔡沈（1167—1230）一名蔡沉，南宋学者。南宋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注《尚书》，撰《书集传》，其书融汇众说，注释明晰，为元代以后试士必用。
（49）见《一统志》、杨东晨《陕西古代史》、杜佑《通典》和史密簋铭文等。
（50）《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该书编定是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礼记》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
（51）《南蛮源流史》，何光岳著，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