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者以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发掘、田野调查及名家论述作为坚强支撑，阐述了有关巴文化的重要学术命题，理顺了巴文化的传播和传承顺序，作者认为陕南安康属中国古代巴地，巴人是安康的原住民，宗姬巴国建在安康，安康是巴文化的发祥地。质疑了巴文化“三峡中心说”，提出了巴文化“巴山中心说”；质疑了巴文化“清江源头说”、“四川源头说”，肯定了“陕南汉江源头说”。在剖析区域文化类型时提出，必须做本土文化的守望者，提升文化自信心。
关键词：安康  巴人  巴国  巴文化 文化自信

目录
序
一  安康有无古代文明
二  古代安康属巴地
三  安康先民是巴人
四  巴子国在安康
五  巫溪与巴人的盐文化
六  秦楚争霸中的巴子国
七  巴人亡国没亡种
八  巴人经典的文化符号
九  巴子国与“数巴并存”
十  巴文化的源头与中心
十一  巴文化的传播及路径
十二  安康文化的梯级演进和文化守望

九  巴子国与“数巴并存”

西周建立巴子国，直到公元316年秦灭巴蜀，这数百年间巴子国重心南移，几次迁都，但始终只有一个巴子国。但古代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构成的，是来源多元化的亚民族集团，属于巴人的方国那就多了，属于巴人的族群那就更多了，故曰“数巴并存”。以族群论，参与武王伐纣的“牧誓八国”的“濮、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皆为巴人，还有什么“江夏蛮（五水蛮）”、“武陵蛮”、“板楯蛮（賨人）等等；若以区域划分论，稍加梳理，有下列几路“诸侯”留下了很深的历史印记——
1、 汉水之巴
汉水之巴即姬姓之巴、宗姬之巴。《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这里，两度指明巴国为姬姓。系黄、炎之支，宗姬之戚亲。宗姬之巴最初的分封地在陕南汉阴地区，即今安康一带。宗姬应是周王宗姬与周同宗，在班辈上低于武王，在同宗关系的庞大血缘纽带中居于子辈，由于早已别为氏族，故对武王来说，属于子族之列，因其分封于巴，故称巴子。巴谓国名，子谓子族，此即宗姬称为巴子的由来。宗姬之巴”从公元前1047年受封汉南到公元前477年南迁重庆，在汉水流域活动历史长达500多年，而到重庆立国至公元前316年被秦统一期间活动历史仅161年。汉水巴人，作为王国的正史被秦统一后结束，其遗民及后裔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892年间，仍表现得十分活跃，甚至几度建立了方国。
2、庸国之巴
庸国是当时与楚、巴、秦并驾齐驱的大国，附于汉水之巴不太恰当，故单独列出，称之为“庸国之巴”。
《姓氏词典》引《新纂氏族笺释》（71）注：“容姓出自大容氏。”《庄子（72）?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说明容成氏约处在伏羲氏前后。容、庸古音近通用，而庸是出自容，比容成氏要晚（商代甲骨文已有庸字），系商灭容氏国后，容成氏的后裔为商王作修城的奴隶，始称“庸”，后以参与修筑殷都（在今河南安阳）有功，复被商王封为庸国（又写作鄘）。庸国被商迁到西南汉水流域（今安康）后，怨恨商王而依附于西伯昌国。周武王伐纣，庸国积极参加。西周中期时，庸国逐渐强盛，向南发展，将国都迁于上庸城（今湖北竹山县）。《路史?国名纪己》引《太平寰宇纪》云：“金州，周，庸国地。”《路史?国名纪己》云：“裨、儵、鱼，庸之三邑。”《读史方舆纪要》卷51（73）云：兴安州（74），“春秋时庸国也。”《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鱼脯谷口，旧西城、广城二县地，指此谷而分界也。”《路史?国名纪己》引《通典》（75）云：“夔州，奉节鱼国也，然鱼复之名始于汉世，即魏之人复，故城在（金）州西十五（里），沔河（汉水）东十五里。”何光岳释：“已明确指明庸国的鱼邑就在汉水之滨的今陕西安康县西十五里外，正是庸国疆域的中心地”。“裨、儵、鱼三邑当亦在安康的鱼邑附近。”春秋时庸国的北面是秦国，东南是楚国，西南为巴国，处在大国的交汇之区。楚庄王（前613－前591）与秦、巴会盟，商定秦国南攻山阳，巴国北攻鱼邑，楚国正面进攻，在楚、秦、巴三面围攻下，庸、麋二国被灭《通志?氏族略》（76）云：庸国亡后，“子孙以国为氏。”
    由以上史料可以推知，庸国迁来巴地数百年，经历数代巴文化的熏陶，庸人已融入巴人族群，成为巴人，当无疑义。
3、清江之巴
邓少琴提出，古代数巴并存，有清江廪君白虎之巴，而巴诞是廪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称。所谓太皞之巴，应源出氐羌。
关于廪君族的形成，《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77）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shěn）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78）。巴氏子奉以为君，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夷水就是今清江，又称盐水。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就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 “廪君浮夷”入主其地显为晚出之说。《左传》记载，夷水本在汉水中游之西，为汉水支流，即今蛮河。武落钟离山，《水经?夷水注》谓即佷（hěn）山，在今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境内。这一带在商周时代本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载的周初南土四国巴、濮、楚、邓中的濮，正是在这里活动生息。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廪君实出濮系。廪君从古夷水南下，而古夷水(今蛮河)北至襄阳一带，正是殷周至春秋时代百濮的活动区域。《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
安康有关于廪君的民间饮食传说《廪君巴山豆》（79），故事说：“炎黄战争时期，廪君巴氏钻空隙迁到大巴山北坡的小巴山（海拔1549米，在今平利县境），山上有种野生豆结角很繁，廪君叫巴氏族人烧荒山撒豆子，从山顶滚石头将山坡土打破皮，秋后豆子大丰收，补充了巴氏的食物，廪君给起名为‘巴山豆’。后人一直刀耕火种高产巴山豆为美食延续至如今。”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安康平利女娲山东部有白虎山（海拔950米）、白虎岩。直到战国中期，仍有一支廪君部族控制着上庸西部（今平利县境）。《世本》云：“廪君据捍关而王巴。”《华阳国志?巴志》云：“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有学者研究指出：阳关及沔关在汉水中下游的襄阳和沔阳，捍关在大巴山北坡陕南平利县与鄂西竹溪县临界的关垭子（巴楚长城遗址尚存）。——“三关”的解释是否准确，容后考证。
3、三峡之巴
战国初，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驻足，后又再度西迁至重庆地区立国。重庆三峡地区不仅是文献传说巴人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而且更是考古发掘发现巴人遗迹最丰富的地区。1958年三峡库区的考古调查，几个重要的大遗址如巫山大溪遗址、忠县渰井沟遗址群、巫溪双堰塘遗址等，为探索“巴文化”提供了重要信息。不过学者们认为：三峡西部考古至今没有发现大家期望的夏商西周时期的“巴文化”，或者“巴墟”。并确信按历史文献记载，探索东周以前的“巴文化”、“早期巴文化”的最佳位置不在四川盆地，而在其邻近地区，如汉水流域和江汉平原。三峡地区巴文化的遗存他们称之为“从东周起由楚地西进的‘巴文化’”，这种说法颇为有趣。其实，巴文化的西进是楚巴战争的结果，巴子国的首都迁往鄂西及三峡地区并几次变化首都位置，正是巴国战争失利后的无奈选择。巴文化“三峡中心说”实在缺乏历史依据。
4、川东之巴
四川东部属大巴山南麓，巴文化的重要发育地。前面已经论及川北巫溪的盐文化，不仅丰富了巴文化的内涵，还极大地支撑了巴族的经济，并因此开凿了具有巴人风情的盐马古道，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活剧。更值得一提的是达州市宣汉罗家坝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云山雾罩的巴人文化神秘的一角。
宣汉罗家坝遗址位于川东北地区，地处秦、楚、巴、蜀文化交界处，面积达50万平方米，是20世纪末新发现的一处大型古代巴人文化遗址。考古人员1999年6月在罗家坝遗址发现了一座被疑为巴国王陵的豪华墓葬，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考古界和历史界的震动。专家鉴定，这些文物涵盖新石器至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时期，历史年代久远，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疑为巴国王侯墓的33号大墓，出土的大型青铜礼器、巴式青铜兵器、彩色陶器和巴人印章等，具有显著的巴人文化和土著文化特征，填补了巴文化研究空白。
罗家坝遗址地处秦、楚、巴、蜀交界地，据初步推断，距今约3000——4700年，是20世纪末四川省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巴文化遗址。值得一提的是宣汉大山深处至今生活着不少土家族人，龙泉、渡口、三墩、漆树四乡已被四川省政府命名为土家族自治乡。他们头包白帕、穿花边衣服、大块吃肉、住吊脚楼的生活习俗，以及跳摆手舞、唱薅草秧歌的娱乐形式，推测此系古代巴人的遗风。
据《尚书?牧誓》，在周武王伐纣队伍的“巴师”中，有一个叫“彭”的民族。“彭”，即“彭排”，一种特殊的楯，也叫板楯。“彭”是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强悍尚武，作战时常持这种木制盾牌，故称“板楯蛮”。 板楯蛮是古代分布于川东 阆中一带。主要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善弩射，长于狩猎。沿今嘉陵江居住。楯蛮以虎为氏族图腾，是古巴人的一支，称“蛇巴”。后在汉初，始称他们为“賨人”。 《说文解字》（80）云：“賨，南蛮赋也。”“夷人岁出賨钱四十，谓之賨民” （81）。古代賨人居住在川东地区嘉陵江、渠县流域和长江北岸而以渠江流域为主要聚居地，常在西至阆中，东至云阳，南至垫江（合川）一带广阔地区活动，而政治与军事中心在宕渠，即今天的土溪。《华阳国志?巴志》有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诚。”此城即土溪城坝村古城遗址，就是“古之賨国都”所在地。这里出土有战国时的铜鍪、铜钺及戈、矛、剑等兵器。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长文中，多次说到“板楯蛮”与“土家”的关系，断言“板楯蛮是巴人的后裔的一派”，“板楯蛮是巴人，巴人也一般地可以称为板楯蛮”。
传统上认为，巴国的文化中心在三峡一带，其实巴人核心的一枝是安康的宗姬之巴，即巴国王族。

十  巴文化的源头与中心

一提巴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四川，这也是学界传统的说法，陕南汉江很少能入学者们的法眼，。
其实学界早有共识：四川盆地在夏商周时代有“蜀”无“巴。”古代典籍中有关“巴”的记载很多，如《山海经》、《左传》、《世本》（43（43）《世本》：是一部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谥法》等十五篇。）、《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等。其中尤以《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大荒北经》、《海内南经》和《华阳国志?巴志》常为学者们所引述讨论。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历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注中曰：“此云‘九国’，指《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合巴国为九也。”“ “蜀”是四川盆地的古国，常璩也是承认的，《华阳国志?蜀志》载：“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四川盆地在夏商、西周时代只有“蜀”而无“巴”。从文献研究来看无论巴从何处来的，总是在后来东周时才进入四川盆地的。童书业先生认为：《左传》所记巴欲与邓为好，邓在今河南邓县；又记巴围鄾，鄾在今湖北襄阳北；《战国策》（82）记“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是巴国应在汉水流域的明证。今陕南有大巴山脉，故川陕间为“巴族之巢穴其后”，其后为秦楚所迫而南迁。蒙文通先生说：“常氏《巴志》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国的疆域，只能说是巴为楚所侵后为秦所灭时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巴志》所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建成国家很早的巴不在四川盆地内，它在哪里呢？童书业先生认为：巴国在汉水流域。徐中舒先生说：“西周时代，巴、濮两族尚居在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蒙文通先生也认为“巴”原在江、汉，如说汉水流域是“巴的国土”，“汉水以西，南至竹山县还是巴境”，“楚的巫郡，原是巴国的土地”，东周时进入四川盆地，“春秋时巴、楚有关事既多在北境”。因此可以推定：夏商周时期的“早期巴文化”不在四川而是在陕南汉江上游地区。
有一点必须再次肯定，蜀国只有一个，即文献记载的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部族轮流坐庄的“蜀国”，考古发现证明成都平原中部就是蜀国的中心。同理，巴国也只有一个，即“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的那个“巴国”，西周时是与濮、楚、邓等国相邻的“周之南土”，东周以后巴国建立过五个都城，《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也就是说此后四川盆地东部是巴的领域（虽有消长），此地区内的诸族可统称为“巴人”，其文化也就是“巴文化”了。       
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说：夏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邻近地区是以“蜀”为核心的“古蜀文明”的范围；东周时在江汉平原的“巴人”受楚逼迫，向西进入四川盆地东部，与原是蜀地的一些土著民族结合形成“巴文化”，于是与“蜀文化”一起，共同形成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区”。巴与蜀就是这样联姻的。
归结起来，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
一是巴文化的源头地不在四川，而是在毗邻的陕南汉江上游地区。因为习惯的说法阻碍了我们更深的研究。学界对巴文化研究有个误区，多数学者一直认为三峡地区是巴国文化的源头地集中地，说到巴文化他们只认同清江的巴、三峡的巴、川东的巴，而忽略了巴文化的真正源头是汉水的巴。巴文化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时代，主要以汉水上游为基本地域依托；春秋时代，巴国文化有所扩展，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战国初，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川东立国。这几个地方，留下了巴国文化的大量遗迹。川东、长江三峡和鄂西南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考古学上称之为“早期巴文化”，这种提法也值得商榷，湖北的本土文化是楚文化，四川的本土文化是蜀文化，这样的定位比较准确。古文献中关于三峡民族结构“半巴半楚”的记载，得到了现代考古发现的有力证实。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三峡库区发掘出大量西周至战国时代巴人与楚人的文化遗址和墓葬，其中巴人的100多处，楚人的40多处，其发现地点涉及三峡全境，但在具体分布上，楚人偏重在峡东西陵峡一带；而巴人的墓葬和器物早期多见于峡东地区，中、晚期则集中在峡西及涪陵、重庆一线。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墓葬和具有巴独特形制的器物，让现代人见证了巴人在三峡地区由东向西活动的历史足迹。巴是楚文化上源，而楚文化是后世汉文明上源。赫赫有名的楚国，其存在历史不过800多年。而按甲骨文的记载，巴国有1700多年的辉煌历史！说湖北是“巴楚文化” 、四川是“巴蜀文化”比较靠谱。其实整个四川在古代是半蜀半巴，而整个两湖地区是半楚半巴，唯独汉南地区是巴人族群的一统天下。
二是巴文化的中心是川东三峡地区，这是传统的说法，但很不妥。三峡考古发掘呈现的更多是战国时期的巴文化遗存，而巴文化历史之悠久应当再上推十几个世纪。同时巴文化“三峡中心说”也忽略了川东的原生态文化是蜀文化和楚文化的基本事实。巴文化的基本内核是发育于大巴山的山地文化，或曰老朳文化。它是深山老林的文化，不是江湖河海的文化，不是平原大漠的文化，不是高原草地的文化。巴文化的经典文化符号诞生于大巴山南北麓及其余脉的广大地区，而且至今仍然有精彩的呈现。巴山汉水相连，巴人亲水，故巴文化后来成为汉文化的源头之一。巴楚因数百年的争斗而交融，巴蜀之间也有数个世纪的接触，与三秦文化也有过多次融合的机遇，但巴文化在海纳百川的同时一直没有失去自我，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提出巴文化“巴山中心说”，以就教于方家。

十一  巴文化的传播及路径

有学者说：巴人首先从甘肃成县顺汉江而下，先在汉江上游（丹江口以上）地区生存，巴人与当地人相融合，因伏羲氏强悍，成为统领，形成“汉水之巴族”。——对此说法有一点需要挑剔：“从甘肃成县顺汉江而下”时伏羲氏部族尚不能归于巴人的行列，“汉水之巴族”的形成必须有一个过程，形成的时间结点不会早于伏羲氏部族进入巴山汉水的时间。所以，巴族、巴地、巴文化肇始于陕南汉水上游地区，与伏羲原居地无关，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其所以作此申明，因为继后讨论的事情有类似的时间结点问题，如鄂西清江巴文化始于战国时期，这是客观事实，但当该地有史前文明的大发现后，有些学人喜出望外也不考究清江巴文化形成的时间结点，得出此地有远古巴文化的结论，并将廪君的诞生提前若干世纪以与之匹配，——真理向前跨进一步那怕是一小步也成为了荒谬，此之谓也。
     我们所讨论的巴文化是一种山地文化，虽然战争和移民可以给它带来传播的机遇，但这不是传播的通道，它有便利的路径可以利用，这就是汉水和长江。我们考察巴文化的传播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巴文化的传播分两个阶段，始则沿汉江东下，然后沿长江西行。这是主干道，小的分支那就多了，如嘉陵江、丹江、任何、夷水等。
巴文化传播的过程概述如次：
1、以汉水上游巴人文化中心为基地向周边传播
在商代，汉南巴方的一部分曾迁居今河南，这是一次巴文化传播的举措。出土的甲骨文有五片关于“巴方”（方国）的记载，其中一片七字完整记载了“武丁妇好伐巴方”事件。巴方被殷人驱赶再迁山西和陕西关中，继后被迫回到陕南故地，兜了一大圈，无异于一次文化巡游。
大巴山南麓的巫溪出产食盐，巫溪又一度属于汉南鱼邑的管辖范围。汉南巴人需要巫溪的盐产业，彼此往来频繁，巴文化沿任何和盐道向南边的川北传播。
嘉陵江是汉南巴文化向川东北传播的重要通道。以巴中、达州为中心区域的川东北，北与大巴山汉水流域汉中、安康接界，是古代巴山賨人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元和郡县志》（83）记载：“渝州为禹梁州之域、古之为巴国，阆北二水东南流。”《水经注》说“巴”的来历称“北水为巴江，有巴河、恩阳河等河流，曲折婉如‘巴’字而得名”。又据《巴州志校注》（84）
载“巴州因在巴岭以南，取古巴国为名。”巴山賨人长期居住在江峡沿岸的高山和丘陵谷坝，中原人称他们为“板楯蛮”。
汉南巴文化向东传庸国，庸人亦成巴人。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庸国被商迁到西南汉水流域（今安康）后进入巴地，并同巴人一样依附于西伯昌国，并一道参与武王伐纣。而且庸国强盛时期拥有安康的巴地，《路史?国名纪己》引《太平寰宇纪》云：“金州，周，庸国地。”《路史?国名纪己》云：“裨、儵、鱼，庸之三邑。”《读史方舆纪要》卷51云：兴安州，“春秋时庸国也。”
2、巴文化沿汉江、长江向清江流域传播
巴王族源出廪君，谬矣！《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称廪君为“巴氏子”， 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认为，廪君出自巫蜒。又说“廪君实出濮系”。这说明廪君属于巴族，但非周王室宗姬之巴。
廪君何时进入清江开创楚地的巴文化呢？地考察一下历史的大背景。
据湖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楚国编年资料》（内部版本）载：“公元前703年，武王38年，巴楚和好。”《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这一段巴蔓子的传奇故事有学者推测为楚成王（？－前626）时期，即巴伐滋方之后。公元前607年巴人从楚灭庸。纵观春秋之世的巴、楚关系，互为近邻的两国间多为和睦相处，少有战争冲突，而且巴、楚两族世代通婚的传统不断延续与发展。
春秋末年巴人与楚人在江汉地区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的最后一次战争，巴、楚关系自此而日益恶化。
战国初期，楚人的势力范围仅至于巫山、秭归以东地区，整个三峡地域基本上都属于巴国疆土，甚至三峡南岸的清江流域也在巴人的控制之中。此时，还是江州巴子国的强盛时期，他们还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可以主动进攻楚国。此时的巴国疆域，除西与蜀国相连，其北、东、南三面皆与楚地接壤，巴、楚仍为近邻，仍为相互对峙、势不两立之势，只不过斗争的焦点从江汉平原转移至长江三峡地区。长江三峡丰富的盐泉、丹砂等矿产资源，成为巴、楚双方武力争夺之要地。
    根据《世本》的记载，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按盐阳即盐水之阳，盐水为今清江。“廪君浮夷”入主其地的缘故显为晚出之说。而其水称作清江，则是蜀王开明氏东征时所命名，时代更要晚一些。
廪君的年代，有学者说应在青铜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之末，谬矣！就时间早晚论，清江虎巴廪君的传说属于战国晚期秦灭巴国之后的虎巴流民故事。如著名学者何光岳《南蛮源流史》所云：“廪君为巴国灭亡后之一支巴氏的后裔。清江中下游成为秦楚政权难于干预之地，巴务相才得趁机称君。”何先生将廪君的出现退后到公元前316年之后。由此可见，廪君之先，实为由汉至江之濮。由此说明，汉水之巴早于廪君之巴。
关于清江之巴与汉水之巴孰先孰后，孰为源孰为流，黄家玉先生在《巴国史略?附文——巴史学术争鸣答辩提纲》中有最透彻的阐述：他说：“……只可惜清江长阳的出土文物皆是石器、陶器、骨器、玉器和贝币而令人惋惜没有铜器，更为遗憾的是它无一件铭文载明是巴人遗物。而汉水流域，从陕南到湖北出土文物超过十万件，由于不重视甚至诋毁宣传而鲜为外界所知。仅安康市境内出土的巴人代表性文物就有：三皇时期的陶塑巴蛇，五帝时期‘汉中巴人淫祀枝柱’的夹沙红陶人面塑像，夏代巴式玉斧，商代最早进入‘以人为本’的蛇巴濮人 族人面纹青铜钺，呈现巴人图语‘花蒂手’纹饰的西周时期青铜矛，体现‘巴人以比翼鸟’的春秋时期双鸟纹青铜釜，显示巴人独特文化的战国时期巴人文字铭文青铜戈，象征巴国王权的战国时期巴王镀铬、镀碧宝剑等。单表虎巴遗物就有殷商时期的虎纹空首青铜钺，西周时期的《史密簋》铭文‘卢、虎会’，战国时期的虎钮錞于、虎纹戈、虎形提梁  等，确证了文献记载的‘虎之首帅在西城’。而认为虎巴发源地在清江者，却没有出土文物铭文或虎图腾作证。至于长阳出土的两枚西周陶印章图腾，那是鱼巴微人和鹿巴麇人在周昭王南征时从汉水流民到清江的遗物。”
3、巴文化沿长江进三峡向四川传播
进入战国时代，巴人为强楚所逼，《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巴、楚两国在三峡地区相互攻伐，巴子国只好将其活动中心转移至长江三峡和川东地区，并建都于江州（今重庆）。《巴志》又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也就是说，巴文化沿长江进三峡向四川传播是楚人攻伐的结果。
公元前361年楚人占领了巴国的巫郡、汉中郡、黔中郡。楚威王时（公元前339-329）攻占了巴王陵的所在地枳（涪陵）。《益部耆旧传》（85）：“载：“昔楚威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皆可证明楚威王时便全部占领了巴国在三峡地区之疆土。巴、楚之间在三峡的争夺战延续时间很长，若从公元前377年巴蜀伐楚算起，至楚威王“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 （86）
为止，其时间跨度也在40年以上。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极其艰苦、惨烈的战争，考古发掘的三峡地区的战国时代墓葬表明，巴人抗楚似已达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巴国在迁都阆中之后，于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秦取巴，执王以归。
4、巴文化随着巴人的迁徙传播到更广大的地区
巴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包容面广阔，古代以陕南、鄂西、川东为中心地带，南及黔中和湘西地区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通称为巴。按民族和方国论，西土八国之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皆为巴，今之鄂、湘、川、滇、黔诸多少数民族的先民是“百濮”，所以他们也是巴人的后裔，例如土家族、布依族、苗族、壮族等等。
古代庸国灭亡后庸民一部分被楚强迁于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及甘肃。其中一支远走东南瓯越（福建）山地，成了后来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这个定居福建的外来民族以善冶炼青铜器著称，最初被称为“钺人”，指善于冶炼青铜的意思，这支越人是巴人后裔。
    关于巴文化的传播顺序，段渝、潭洛非两位四川巴蜀文化专家《巴蜀文化的历程》（87）云：“商代晚期巴国文化分布在汉水上游。西周时代，它仍以汉水上游为基本地域依托。春秋时代巴国文化区有所扩展，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并有越汉水而东的发展太势。春初末战国初，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川东立国。这几个地方，留下了巴国文化的大量遗迹。”段、潭二位对巴文化传播路径的描述我比较赞同。
黄家玉先生《巴国史略》（网页“古城家园”）说：巴子爵于公元前477年与楚争夺庸国故地被楚击败而裹挟一批汉水老牌巴人南迁重庆立国(重庆发现最早的巴王墓葬距今2400年即为确证)，而老牌巴人主力仍在汉水中上游为汉水巴国……宗姬之巴从公元前1047年受封汉南到公元前477年南迁重庆，在汉水流域活动历史长达569年，而到重庆立国至公元前316年被秦统一期间活动历史仅161年。所以他的结论是：汉水是巴人的源流，渝水是巴人的分流。
巴楚相攻伐，逼使巴都城也沿江向西迁移。常琚《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子时虽都江州（重庆主城区），或治垫江（重庆合川），或治平都（重庆丰都），后治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重庆涪陵）”。
徐中舒先生说：“巴是春秋、战国时代从江、汉流域逐渐向西发展的部族，比较尚有所凭藉”。邓少琴先生说：“四川川东地区在巴人未迁入以前，其古老居民当为濮人。”
蒙文通先生认为“巴”原在江、汉，“可能在灭庸以后，巴才南迁江州（今巴县）”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黄尚明先生2008年在《华夏考古》著文《从考古学文化看汉水在中国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认为：“巴人文化从汉水上游顺江而下与荆楚文化形成交融，荆楚文化溯汉水而上影响陕南地区并通过剑阁道影响蜀平原和通过陈仓道逐渐向关中西部、陇南地区辐射，蜀文化也是通过汉水通道逐渐而形成影响。”
正是因为文化的多元，所以四川的文化称为巴蜀文化，湖北的文化称为巴楚文化，重庆文化称为巴渝文化，鄂西北地区称巴庸文化，也就是说这些区域是先有巴文化的影响后有自己的文化定位。对这些文化定位，川、渝、鄂的当代民族史学家和文化学者都是认可的。尤其重庆、四川对他们巴人源流源自汉水上游有许多认定的结论。总而言之，汉水巴人历史最为悠久，他们生活在巴文化的源头地，奠定了巴文化的遗传基因。当汉水巴人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以后，便实行扩张方略，顺江而下到江汉平原开创天下。战国时期“宗姬之巴”沿汉江、长江主干道南下西进，先是入主清江，然后进三峡进川西达滇黔，而老牌巴人主力仍在陕南汉水上游地区，而且邦族众多，实力不减。再次证明了李约瑟博士《中国科技史》中的论断：“汉水上游是古代世界的盛地，……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同时也是古老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十二  安康文化的梯级演进和文化守望

　总揽中国文化，大致可划分为三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越文化、巴文化、蜀文化、三湘文化、岭南文化等。这些文化也随民族的大迁徙以及战争灾害而发生演变，或衰落湮灭，或荟萃融合，或丰富发展。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的巴族是亚民族状态，结构很松散，因为大规模的又不止一次地迁徙，民族文化的状态就经常发生变化。巴人当他们从最早的根据地——汉水流域迁往楚、湘、渝、川等地后，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巴楚文化、巴渝文化、巴蜀文化等等，巴人派生的少数民族如土家族、苗族、布依族、景颇族等，又独具民族特点，成为有所区别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景颇族文化等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的本原文化是巴文化，拥有鲜明的巴人的文化符号。形成的过程也大体相同，这些区域是先有汉水巴文化的影响后才有自己的文化定位，原因在于陕南包括安康是巴人的源流，其它均是巴人的分流。——当然如此说法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最坚强的证据。纵使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缺少证据毕竟缺少说服力。
回到安康文化的话题上，安康文化历史悠久与华夏文明同步发展毋庸置疑，但纵观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这是一个梯级演进的过程。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前一两千年的漫长时期里，巴文化在汉南地区这片文化沃土独自发育成长，成长为文化的参天大树；秦灭巴蜀之后巴文化吸纳多种文化丰富自己，在大汉文化的框架内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新的文化时代里巴文化不是淘汰灭亡，而是涅槃新生。
明末清初由于战争造成的损害，陕南及安康人口损失约90％，于是有了朝廷大规模移民的举措。明代陕南移民最多的是湖南、湖北、四川籍移民，除此之外，山西、江浙及中原广大地区亦有徙入者。
清代移民来自陕西关中的约占总人口的20％，来自湖北的约占30％，湖南的约占20％。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所以，在安康既有秦风也有楚俗，饮食方面吃米又吃面，方言里既有陕西话又有湖北话。陕南方言很杂，譬如有一个村全村讲的几乎是纯正的河南话。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
明清大移民极大地改变了安康的文化面貌。因为移民的人数和文明水平都大大超过了安康的土著人，人数高达一二十万之多，形成了“秦山大半楚人耕”的倒挂局面，而且移民来自相对发达地区，带来了江南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如仅存的汉阴万亩古堰田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移民群体太过强势，影响力太大，所以不少安康学者认为，安康只是“移民(外来)文化”或“混杂文化”，没有自已的文化或“本原文化”。此说谬矣！若有大规模的移民就可称“移民文化“，那中国的大多数地区、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可称之为“移民文化”。 “移民文化”是否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尚值得怀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汉阴学者李家成的分析，他说：“虽然陕南历史上有唐末、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三次大移民(安康移民主要在明清两代)，但每次移民之时，安康的土著巴人皆有生存。现存的不少湖广移民家谱，都记载有明、清时期他们先祖初来安康时，系租种原居民的田地，亦证明土著人即原住民巴人后裔并未完全消亡。当然，移民所带的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有渗透和影响，而移民文化又不可能动摇本土文化的根基和长期形成的特质。应该说，我们的文化从远古走来，传示后人，代代相继，并且与移民文化共生互动、多元融汇，与时代同行并进，不断植入新元素，在传承中发展，在演进中升华，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影响着安康人，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作为本源文化的巴文化是最重要的，具有源头和开创性地位。”（88）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安康古代人口少，自然条件差，创造不了自己的文化。例如，紫阳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置县之初，该县仅有147户，1507人，区区千余人，能有什么成气候的文化形态？此说并非全错，文化的创造也得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但持此论者有一点没有细细思量，就以紫阳而言，盘古开天地，生活在2204平方公里这偌大一片土地的居民难道一直只有这么几个人毛？非也！封建时代中国人口的变化起伏很大，就以全国而言，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汉平帝元始二年时有人口5959万到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时只有2100万；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有人口5291万，安史之乱后到唐肃宗乾元三年人口1699万，人口锐减20.32%；明光宗泰昌元年有人口5165万，到清顺治八年只剩了1063万。紫阳一定有过人丁兴旺、经济发达的历史时期，何况这里在古代曾是巴人族群的根据地和古代的贡茶基地。康熙《紫阳县新志?赋役》也有这样的记载：紫阳“人口持续增加，曾有过一段人烟辐凑、民物康阜时期。”正德七年(1512)1507人，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80年里 增至14324人，增长9倍之多。安康古代总体看也并不落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秦头楚尾，一大都会”的说法。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于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安康在古代绝对不是文化的沙漠，文化的纪年从明清算起那就太贬低了！
有些学者因为缺乏文化自信，思想陷入误区，判断问题难免出错。他们下了一番功夫盘点安康文化的家底，然后与荆楚文化比对，发现何其相似乃尔！于是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于是自然而然得出安康是移民文化的结论。“移民文化”是否能算得上一个单独的文化品类姑且不论，用五六百年的文化库存代替五千年的历史积淀，这本身就很草率。
安康学者还怯于争锋，因为湖北、四川的学者早已声称他们是巴文化的源头地，特别是文物考古部门在清江两岸发现大量商周巴人遗址与遗物后，我们便缄口不语闭住嘴了。虽然清江、三峡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太多的巴文化实物证据，但那些考古资料并不足以说明夏商周之前那里也是巴文化，例如清江新石器文物的发掘，那些器物何尝不是该地楚文化的实物证据？在古代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湖北是半楚半巴，楚是本原；四川是半蜀半巴，蜀是本原。巴的源头在汉南应当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力主“移民文化”的学者思维方法的不严谨在哪里？因为他们已设定一个前提，安康落后，没有自己的本原文化，所以也就没有深长思之，为啥安康与荆楚有太多的文化符号相似？其实原因在于，荆楚的祖先是汉南巴人移民的后代，明清大移民其实就是一次巴文化在新的起点上的回输。而且要看到，在大移民之前，安康土著人一直在延续巴人的文脉，他们是巴文化的忠实守望者。我所说的土著人是个变化的概念，移民经过几代的繁衍也入乡随俗被本土文化同化，成为新的守望者，与老巴人一同传承古老的巴文化。就如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89），他的祖上曾经是个中国人，但当大使的骆家辉不是，他是地道的美国人，为美国的利益说话，传承的是美国文化。不管古代的安康人祖籍何处，地方文化根深蒂固，强龙难压地头蛇，不会因为有几个外边人加入就跟着你走，这是一定的。安康巴文化的本原不会改变。
安康文化是在变化发展中，巴人创造了巴文化，此后又加入了秦文化、楚文化、蜀文化、汉文化等等板块，随着文化的演进梯形的底边不断放大。安康文化如何定位？学界比较认同的是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移民文化、汉水文化、安康文化等。我觉得汉水文化的提法涵盖面较广，文化以水命名也不乏先例，也有颇多的依据，而且与上游的汉中、下游的襄樊不冲突。安康自公元前316年与“汉”结缘已长达23个世纪，比汉中、襄樊更早出几个世纪，既然汉中要打造三国文化、相反要打造荆楚文化，安康当仁不让有何不可！

注释

（71）清?熊峻运撰，济南，齐鲁书社，1995。
（72）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代表作品为《庄子》以及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
（73）《读史方舆纪要》，祖禹、施和金、贺次君编纂，北京，中华书局，2005。
（74）兴安州，治所在今安康县，辖有安康市地区。其中的白河、旬阳为麋子国之地。
（75）《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
（76）《通志》：纪传体中国通史 。全书200卷。作者郑樵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现存 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
（77）《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78）武落钟离山又名佷山，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清江境内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县城龙舟坪西南30公里处，相传是巴人祖先廪君诞生地及掷剑称王处。这里巴人遗迹犹存。
（79）平利文化田野调查博文《平利地名的巫文化底蕴》。
（80）《说文解字》：是一部中国东汉许慎编著的文字工具书，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说解共用133,441字，原书分为目录一篇和正文14篇。
（81）据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巴史新探》。
（82）《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
（83）《元和郡县图志》：著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是一部中国唐代的地理总志，对古代政区地理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
（84）《巴州志校注》：《巴州志》刊印于清道光十三年，也就是1833年。《巴州志校注》由(政协巴州区委员会编校。
（85）《益部耆旧传》，晋?陈寿著。
（86）《史记》：云南历史事件之一。公元前3世纪，庄跤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建立了滇国。
（87）段渝、潭洛非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国家重点图书。
（88）李家成《揭开安康古代巴国面纱》，百度空间——家成书屋。
（89）骆家辉（1950.01-）：美籍华裔政治家。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祖籍中国广东台山，是这个移民家庭的第三代。曾任华盛顿州州长、商务部部长、美国驻华大使等职。

                            2014年5月4日完稿于愚斋

丁文:本名阙庭恕。男，属龙，1940年11月22日出生于陕西省紫阳县。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知名作家、学者。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陕西省茶叶协会专家组成员。曾担任安康地区作协副主席、秘书长职务。一生的经历就是读书、教书、著书，传道、授业、解惑。从文整整半个世纪，涉及多个创作领域，数部书如奔赴腕下，有“文章快手”、“高产作家”之誉。共出版和发表文学、茶学和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重头作品24部，代为编撰的作品20余种，互联网上刊发专著10余部，论文和散文数百篇，筹资待出的长篇小说和茶学专著6部，作品入选文集70余种，获全国、省、地三级奖励50多次，实际撰写的文字超过1600万字。出版和发表的重要文学艺术类的作品有《笑看人生》、《丁文精短作品选》、《夜半不速客》、《安康艺文大观》、《安康文学史话》、《安康造型艺术》、《安康传奇》、《神医华佗》、《传奇360》、《安康县志?人物篇》、《安康县志?艺文篇》、《人生点击》等10余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贡献颇著，《安康艺文大观》和《安康造型艺术》将一地数千年文学艺术和造型艺术进行了系统梳理，份量厚重，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萧云儒称誉他：“以个人微薄的力量和自己半生的年华，竭尽全力来校正中国文化一种久远的倾斜。” 著名诗人和歌词作家党永庵称誉他执笔撰写的《安康艺文大观》是“地方文化的万里长城”。 他执笔撰稿的《安康县志?人物篇》为方志专家“心服赞羡”，誉其“出手不凡”。特别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茶文化的研究令世人瞩目，完成了600余万字的“丁文茶文化系列”，包括《中华茶典》、《中国茶道》、《大唐茶文化》、《茶乘》、《陆羽大传》、《茶魂》、《唐代茶诗》、《茶神情史》（52集电视连续剧）、《陕西茶史》、《陕西茶文化》、《紫阳问茶》、《愚斋茶话》等10余种，是中国著原创性茶文化专书最多的作家。《中华茶典》以160万字的篇幅拓宽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话题，立一家之言又海纳百川，全面而又深刻。《中国茶道》是中国第一部茶道学专著，被誉为茶道学的“经典之作”、“开山之作”。《大唐茶文化》是中国茶史断代研究的力作。《茶乘》揭示了中国茶道深刻的文化内涵，将茶道学的研究提升到更高层次。《陆羽大传》被誉为“具里程碑式意义的作品”。《茶魂》荟萃陆羽研究的最新成果，堪称“陆学”研究的扛鼎之作。《陕西茶史》、《陕西茶文化》、《紫阳茶文化》亮点很多，精彩纷呈，对地方茶文化研究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他是中国茶道学的奠基者，“陆学”研究的中坚，大唐茶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如湖北茶文化研究会会长欧阳勋所说：“提起丁文先生，在中国乃至世界茶坛，当时无人不知的一位著名茶文化专家和作家。……他以优美的文笔全面系统地诠释了茶文化，……自成体系，自立一家之言，令人耳目一新，得到了广大茶人和茶学工作者的广泛赞誉，从而奠定了作者在中外茶学界的学术地位，并有‘中国茶道学开山人’之誉。”他在文学创作和传统文化领域的建树，对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地方文化的挖掘和保存、中华茶文化的复兴的贡献可圈可点，对国家茶产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